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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不同意苏联专家的北京城改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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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回忆彭真与梁思成的交往马句1926 ,男,河北保定人……

[摘要]对于城墙,梁思成主张全部保留,它是国宝,不能破坏。

回忆彭真与梁思成的交往

马句(1926 ),男,河北保定人。1948年3月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大南系地下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1949年至1954年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从事规划、市政建设的调研工作。1954年至1958年任彭真办公室机要秘书。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北平(京)市委书记、市长,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非常重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当年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有过许多交往。彭真对梁思成是尊重、爱护的,虽然他们在建筑问题上有分歧,但一直坦诚相处、相互交换意见。彭真称赞梁思成是一位爱国的古建专家。

彭真初识梁思成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在包围北平后,先解放了海淀一带,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在内。17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为此,彭真很快让当时在海淀军管会的荣高棠派人到清华大学找梁思成,请他在作战地图上标出应当保护的文物古迹。梁思成很高兴,两天就画出了图,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的古建筑得以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新中国定都北平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但新中国定都北平的设想,早在平津战役之前就提出来了。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对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当时我在华北局城工部学生室工作,12月5日,在河北泊镇,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同薄一波的谈话,北平将是新中国的首都,让大家做好接管北平的准备工作。12月13日,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12月17日,在保定成立北平市委。12月21日,北平市委、北平军管会在河北良乡办公、训练干部。彭真、叶剑英都向干部讲:北平将是首都,我们一定要把北平接管好。

1949年5月,刚刚完成北平接管工作,5月23日就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市长任主任。在考虑委员会委员人选时,彭真说,接管城市的干部懂得城市建设和工程的太少,一些党外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是专家,计划委员会一定要多请党外人士参加。第一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党外人士有梁思成、侯仁之、林徽因、王明之、戴念慈、华南圭、严镜清(时任市卫生局局长,曾是中共党员)。彭真很重视城市的环境卫生,点名要专长于公共卫生的严镜清加入委员会。党内有薛子正、曹言行任委员会委员,薛子正当时是市委委员、市政府秘书长,曹言行是北平市建设局局长,帮助薛子正管规划和市政建设。

1949年8月叶剑英调走南下,聂荣臻接任市长兼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任主任后,增加了两个副主任,一位是副市长张友渔、一位是梁思成。在这次成立会议上,梁思成说:我建议请一个人帮助我工作,请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占祥来北京做规划工作。彭真和聂荣臻都同意了。当时我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是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散会的时候,我听到彭真对梁思成说:你是建筑专家,要为北京市的建设多出力。陈占祥调到北京后任都市计划委员会规划处处长。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和出席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一起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奠基典礼,梁思成也参加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截至1952年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设计方案。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设计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寄到北京。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主任是彭真,副主任是梁思成、郑振铎,秘书长是薛子正。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为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此外,专设了一个委员会,在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修建,1958年5月1日落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耗时最长的大型艺术建筑,凝聚了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的智慧,获得全国人民的好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工作是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和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的,梁思成作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设计和施工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建议纪念碑采用民族形式,彭真支持,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建议。他和彭真紧密合作,两人关系非常好。梁思成有一股书生气,在建筑形式上,坚持己见。彭真很尊重他,称赞他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曾说过,梁思成越和我吵,我就越喜欢他。在建筑形式上有争论,可以减少实际工作中的失误。

苏联专家对北京的实地考察与评价

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建议请苏联派一个市政专家代表团来中国帮助市政建设。苏联专家来得很快,9月16日,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团长的市政专家代表团一共17人来到北京,其中有建筑、水利、下水道、道路方面的专家。当时邀请他们来中国工作半年,3个月在北京,3个月在上海。1950年1月专家代表团去上海。中央指定彭真负责代表团在北京的接待,彭真很重视,专家到达北京时他亲自去火车站迎接。

专家团的接待和安排工作由市政府负责,具体工作由薛子正和曹言行承担。彭真很关心专家团在北京的工作,市政府每天都将专家代表团日程表送给彭真一份。彭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指定张文松派市委研究室的同志跟随专家活动,要求研究室每天写一份书面报告交给他。

张文松让我们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别陪同苏联专家活动,我参加的活动比较多。苏联专家代表团很重视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三个月中,首先是团长亲自带队,在内城、外城、郊区特别是在故宫、什刹海、香山、西山、颐和园看了整整一个星期。然后由各领域专家分头详细考察建筑、河湖水系、下水道和道路。11月,各领域专家分头起草书面建议,并将全部书面材料都交给市委。1950年,张文松请我编过一本苏联专家书面建议的书。

我参加了苏联专家的几次主要的座谈会。苏联专家在对北京城市建设作过详细的调研后,认为北京的城市设计和建设非常科学,称赞它是一座规模宏大、庄严美丽、卓越的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北京的城市建设是按规划进行的,从故宫、皇城、内城、外城逐步向四周展开。他们认为难得的是古代建城的时候,北京先修河湖水系和下水道,故宫和天安门流出的水非常通畅,这很了不起。他们让我们把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图纸、各个主要建筑的图纸找出来给他们看。市政府当时接待他们的人说,建元大都时没有图纸。苏联专家不信,觉得真不可思议。他们提出问题:元大都是谁建的?市政府接待的同志来北京才半年多,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苏联专家很生气,说这么美丽的城市,谁是主要的设计人员、主要的建筑家,你们怎么不知道呢?请你们去查。

市政府同志查阅相关的资料后对他们说:元朝皇帝忽必烈请一个叫刘秉忠的人设计了北京城的布局,刘秉忠原名叫刘侃。忽必烈非常信任他,将他的名字改为刘秉忠。

苏联专家问:北京的河湖水系建设得这么好,是谁设计的?市政府同志回答说是郭守敬。专家当时就称赞,说刘秉忠是了不起的建筑家,郭守敬是了不起的水利专家。同时,他们提出疑问:刘秉忠是一个大官,他能设计吗?请你们再具体查是谁设计的。

市政府同志查了资料后,告诉苏联专家,有两个石匠协助刘秉忠设计,一个叫杨琼,河北顺德人;另一个是忽必烈带来的中亚人,叫叶黑叠尔。杨琼培养了两个工匠,王道和王浩,他们是杨琼的亲戚。北京城主要是这些人在刘秉忠的领导下设计的。

苏联专家说太了不起了!这几个人就把元大都设计出来了,设计得这样科学、庄严、美丽。特别是故宫,没有设计图纸,真不可思议!专家得出结论:北京是一个有设计思想、却没有设计图纸的伟大城市。

北京有一条从鼓楼到永定门笔直的中轴线,北京的建筑都是从中轴线向两旁开始建设的。专家测量了中轴线,误差很小。专家称赞,就800年前的测量水平看,中轴线只有这么小的误差,很了不起!

北京的道路是棋盘式的,南北九条,东西九条,有很宽的大道,还有中道和小道,道路都通胡同。从西单到东单、从天桥到西直门和东直门有宽阔、笔直的大道,有轨电车相通。专家称赞这在世界上都少有。他们认为北京道路存在的缺点是内城北部缺乏东西大道,缺乏放射性的大道,主要的马路只修到城门楼,对外不畅通。而且道路质量差,大多是黄土,晴天扬沙,下雨天泥泞难走。

专家最称赞的是河湖水系很科学、很周密,引玉泉山水到昆明湖,从昆明湖引到什刹海,另外将水从高梁河(原在莲花池西北边)引到什刹海。专家亲自考察下水道,发现全市下水道有314公里,明朝修建的下水道有220公里,300多年了,仍然很完整、坚固,其中60%淤塞了,只要疏通就可以用。

专家说北京水源不足,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彭真很重视这个问题,为增加水源, 1950年就决定修建官厅水库。彭真指示要找水源,多修几个水库。北京缺水源,河北也缺水,彭真很早就提出:要考虑如何南水北调。

专家发现北京有8条明水沟排放污水,当时北河沿是明水沟,臭气很大,最大的污水沟是龙须沟。我跟着专家到龙须沟看了,水真黑,臭气真大,周边的房子真破烂。北京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住在那里。彭真立即决定大修,他的决心很大,1950年就让市政府把8条明水沟特别是龙须沟全部改修了。缺水的护城河、筒子河、玉带河也都疏通蓄水。彭真提出要挖三海(即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对此,当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说北京财力这么困难,失业的人这么多,是不是可以晚一点再修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彭真不同意,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央在中南海,要给中央创造好的办公环境。1950年,三海都修了,湖水清洁了。

当年疏通下水道、整治明水沟、修护城河、挖三海,完成这些工作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北京当时失业人很多,为挖海、修整和疏通“三海”、河湖、下水道招了1万多人,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第二,把河湖中淤积几百年的淤泥运出去当肥料,为农业增产打下了基础。

苏联专家对北京的商业设施也很称赞。他们认为,主要大街商店林立,大胡同也有小商店、夫妻店。这些商店营业时间比较长,方便了群众。他们说,你们买东西太方便了,商业设施比现在的莫斯科都方便。专家还参观了香山、颐和园、北海、景山、天坛、太庙、万牲园(即动物园),称赞北京的规划大气,风景秀丽,树木多。同时,他们指出,许多设施年久失修,都荒芜了。

梁思成与苏联专家的分歧

苏联专家对北京非常称赞,一再说你们对北京城要保护、利用和发展。他们非常关心北京市今后的行政中心设在哪里,并同北京的建筑专家交换意见,赞成朱兆雪、赵冬日的意见: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

梁思成和陈占祥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在1949年11月,共同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完整地保存北京,全部保存城区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内城、外城建设新楼房和新工厂,要把旧城完全按照原貌保存下来,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二是建议北京新的行政中心建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

彭真看到这个建议后,让张文松去调查,主要调查两个问题:一是北京城区的房屋值不值得全部保存?二是梁思成、陈占祥提议新的北京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一带可不可行?

张文松就找我,说你去找沈勃研究这两个问题。沈勃是当时北京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长和党组书记。沈勃对我说,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实地调查,咱们调查以后再说。他找了三个工程技术人员,并让我跟着他们首先去调查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一带,然后再骑自行车把内城、外城主要街道和胡同的房屋都看一遍,最后向他汇报,再共同研究这两个问题。

我就跟着这三个人,首先骑自行车从西单出复兴门。当时西单与复兴门的路没有打通,是个很窄的胡同,两辆车都不能并行。我们到了梁思成说的要建新北京的地方看了一整天。这一带西边是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门头沟,南边是两个庙 白云观、天宁寺和一片沙滩地,北边确实是空闲地比较多,并且挨着城墙。这一块地南边、西边不好发展,只能往北边发展。这一带地方狭小,远不够建设新北京用。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时北京的房屋共有2000万平方米,80%都在内城和外城,城区共有1600万平方米,城厢和农村有400万平方米。我们用3天时间骑自行车在内城、外城转,然后向沈勃汇报,城区房子大体上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必须保存的古建筑,就是现在的内一环,围绕着内一环,我们加了两个地区,北边加什刹海和钟楼大街两边的房屋,一直到城边;西边加阜内大街,把什刹海三个海和北海、中南海包括在里面,阜内大街有白塔寺、广济寺、帝王庙等古建筑,古建筑的精华都在这儿,故宫、庆王府、恭王府都在内一环,是必须保存的,大概占城区1600万平方米房屋的30%,约500万平方米。第二类是沿主要大街两侧的房子,主要是宣武门内、宣武门外、崇文门内、崇文门外,东单到北新桥东边,西单到新街口西边,前门大街、珠市口大街两边的房屋,前门大街东边那片草厂胡同的房屋在外城是建得比较好的,大栅栏房屋建得不规则,主要是商业房,歪歪斜斜的。北京主要大街两侧的房屋比较好,可以保存,这一带房屋约占城区房屋的30%,约500万平方米。第三类房屋是内城、外城四边的房屋,外城宣武区西南方向,崇文门东南方向,这一带没什么四合院,是随便盖的房子,很不规则,不少是窝棚,大多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没有保留价值,约占城区房屋的40%,有600万平方米。我们观察城区房屋,认为必须保存的是500万平方米,可以保存的是500万平方米,600万平方米是不值得保存的。

沈勃同意这个意见,让我向张文松汇报。我给文松同志汇报后,他向彭真作了汇报,张文松对我说:彭真同志对你们的调查满意,认为你们的调查情况符合他的印象。听了你们的汇报,他对梁思成的建议心里有底了。彭真当时就打电话,对薛子正说:在内一环、什刹海、钟楼,加阜成门内大街,这一带现在不要盖新建筑。

苏联专家看到梁思成的建议后,加紧写建议,1949年12月中旬写出了《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作为代表团总的建议提交给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张以天安门广场作为新的行政中心。他们认为,北京古城建设得这么好,既要保存,也要利用和发展。北京是历史古都,有很好的、完善的市政设施,你们应该充分利用,同时也要新建,新建可以使北京更庄严,增加首都的权威。

苏联专家主张以旧城为基础,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对旧城加以改建和扩建。为什么呢?第一,你们的党中央和政务院已经在中南海了,你们在天安门这一带已经设立了重要的部门,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天安门已经是你们新的行政中心了。第二,如果你们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一带另建新的行政中心,从建楼到城市设施,所需经费太大了,你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够。他们很不客气地说:“我们知道北京没有设计力量,施工力量很小,只会盖平房和修房,盖不了楼房。莫斯科市的建设规划和莫斯科行政中心是红场,是斯大林亲自规划、亲自定的。当年在苏联也有争论,当时有人主张保存旧莫斯科,在城外另建新的中心,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

聂荣臻看到专家的建议非常高兴,说专家的建议很实际,是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他马上让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召集市政负责同志和建筑专家开会,讨论苏联专家建议。张文松让我参加这次会议并做记录,会上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专家的意见。

12月19日,曹言行、赵鹏飞给聂市长写了书面报告,说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和现实的需要及可能的条件提出来建设新首都的合理建议。聂市长看到他们的报告之后,很快召开北京市政府委员会。张文松派我参加会议并做记录。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发言表示赞成苏联专家的意见。梁思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言。聂荣臻市长开完会后给彭真打了一个电话,说市政府开会一致同意专家建议,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了。彭真表示赞同。聂荣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后,1950年2月初,党中央、毛泽东同意北京市接受苏联专家的建议,批准了北京市以北京旧城为中心逐步改建、扩建的方针。

彭真与梁思成对北京古建筑保护的分歧

彭真主张北京城在改建扩建中要采取继承、改造和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总体上要保护、发展北京城的艺术风格。对北京市的古建筑要分析,作出不同的处理意见。一概保存和完全拆除都是不对的,对古建筑有的要保护,有的要拆除,有的要迁移,有的要改建,应该区别对待。

天安门广场旁边两侧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给交通、游行带来很多不便,为了拓宽道路,北京市准备拆除两个门。1952年8月,在第四届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梁思成、林徽因等十多人坚决反对,认为拆除这两座门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形象。

彭真让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的负责人韩伯平在会上说明拆除的理由。韩伯平说:这东西两侧的门设在马路中心,严重影响了北京的交通,并成为每年“五一”、“十一”人民群众游行的安全隐患。平时这里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每年节日游行集会,游行队伍和装甲车、坦克到这里都要绕行,很拥挤,发生过很多踩踏的事故。韩伯平把发生事故的数据一念,本来强烈反对拆除的人就沉默了。会议通过了拆除两座门的决定。当时,林徽因哭了。为了安慰她,彭真同他们夫妇谈话,要求市建设局的同志一定把这两座门保存好,需要时重新建设。

在如何改建北海金鳌玉桥的问题上,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许多建筑师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座桥原是宫廷内部桥,建在北海与中南海之间,桥修得美观、轻巧。民国建立后,才允许老百姓上桥走。由于桥身窄,坡度陡,两头还有金鳌、玉两座牌楼阻碍,经常造成道路拥挤、堵塞,曾发生交通事故。许多交通建设专家主张不仅要拆旧桥,而且还要拆除旁边的团城,把马路取直,重建加宽的新桥。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坚决反对地说:这桥修得太美丽了,千万不能拆,拆了就毁了北海、中南海的美景。双方争论很激烈,最终把意见报告给周恩来和彭真,请他们作决定。周恩来和彭真亲自到现场查看,并广泛征询专家们的意见。最后作出了原桥改建的决定:把桥面拓宽,坡度放缓,拆除两座牌楼,保留桥东东北角的团城,大桥两侧仍然保留汉白玉栏杆,使大桥的风格与北海、中南海的景色融为一体。这样,既改善了交通,避免了事故,又保持了桥和周边原有的美丽风貌,双方都很满意。梁思成、林徽因等古建专家非常高兴。

彭真对古建筑的原则就是对有价值的古建筑要尽力保护,凡不妨碍生产、交通和都市建设的就不要忙于拆除。拆或不拆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

对于城墙,梁思成主张全部保留,它是国宝,不能破坏。梁思成建议在城墙上建花园,人们可以在城墙上游玩,观看北京四周美丽的风景。他还建议在城墙上修环城火车。彭真很重视,专门向铁路专家征求意见。专家回答说:北京城墙是用挖护城河的土石垒起来的,土质很松散,建不了铁路。

1954年,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拆除北京的城墙,彭真向市委传达。彭真对此非常慎重,经过讨论,市委认为这一工程太大,在不影响首都建设的前提下,不急于办这事。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开会,毛泽东对彭真说:开封城墙拆了很好,你们北京什么时候拆?彭真说:我回去同市委同志合计合计。彭真回来后,找专人测算,拆城墙的土方量太大,这事就往后拖了。1963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当年河北发生特大洪灾,人员死伤很多,经济损失很严重。河北省领导汇报时说,有的县城城墙没有拆,把城门一堵,洪水就没有淹进县城。毛泽东插话说:看来城墙不仅在战争中起到防御作用,还有防洪的作用。城墙没有拆的,以后也可以不拆。这是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讲的。毛泽东对城墙的态度,中间有些变化。1965年,由于战备需要修建地铁,为了少拆民房,北京市政府决定拆城墙。地铁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城墙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期间,地铁二期工程施工,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改革开放后,在修建二环路时,除保留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便门角楼等几座城门楼外,城墙被全部拆除。古城风貌减色不少,许多人表示惋惜。拆除城墙对古城北京来说是一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批“大屋顶”时爱护梁思成

北京大规模建设是从1953年开始的。之前因为抗美援朝,不批准建设新楼。根据周恩来指示,军委建房从公主坟往西建。军委在复兴大街建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学院、301医院等。高岗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任后,把四部一会(即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建在三里河,物资部、地质部、建设部沿着三里河地区向北边建,形成了三里河地区、百万庄地区,一直盖到了西苑饭店、天文馆。这条路的东边,月坛、阜成门外、礼士路、车公庄、西直门外都盖满了房屋。只用了几年,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外一大块地都建满了房屋。梁思成、陈占祥指定的新北京地区的土地都用光了。

在1953年和1954两年,北京建了1000万平方米的房屋,工程量很大,北京市的建筑设计、施工力量远远不够。建房单位就从上海等地调来了很多建筑队伍。由于工人工资不统一,差距大,住地拥挤,伙食供应差,建筑工人闹过事,有一段时间情况很乱。刚开始建楼群,许多建筑单位一哄而上,没有经验,不懂行,也缺乏监管,再加上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经验不足,导致建筑成本高、质量差、浪费很大。1955年毛泽东批评北京建筑业浪费大,要开展增产节约。

当时梁思成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分工管建筑形式,他让一些大的建筑单位盖民族形式的大屋顶,增加了成本。1955年1月19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向市委提交了《关于西郊苏联专家招待所设计浪费情况的报告》(招待所即现在的友谊宾馆),指出该招待所建筑设计的浪费表现在盖大屋顶,过分讲究奢华的装饰,忽视实用、经济与坚固的原则,有人在建筑方面提倡“民族形式”的口号下搞复古主义。

彭真叫赵鹏飞组织了一支由建筑设计和施工工程师组成的30人的调查队伍,实地考察建有大屋顶的楼房,指定秘书项淳一和我参加并做记录。这支队伍在赵鹏飞的领导下参观了三个地方:三里河、景山后街、苏联专家招待所。三里河四部一会的大楼正在盖大屋顶,已经盖了几个,我们在近处根本看不到大屋顶,要后退两三百米才能看见,但看不清楚,只能看见灰灰的屋顶。景山后街带有大屋顶的楼是军委政治部团级干部宿舍,由于楼很高,在楼下和附近看不见屋顶。苏联专家招待所周边开阔,我们远远地就看见了楼上的大屋顶,到了楼下抬头也能看见大屋顶,看的人都说这里盖的大屋顶美观。

参观回来后,赵鹏飞向彭真汇报:参观的人都说在近处看不见三里河和景山后街的大屋顶,退几百米才能看到大屋顶的顶部,这两个地方的楼不应该盖大屋顶。苏联专家招待所的大屋顶能看见,看着还不错。彭真问:你要说真话,苏联专家招待所的大屋顶是美观还是不美观?赵鹏飞说,参观的30多人都说好看、美观。彭真听后,笑了笑。

5月3日晚上,彭真邀请梁思成到家中谈话,两人谈了两个半小时,崔月犁在场。彭真说,国家年产只有200万吨钢,工人有的还没有房住,学生睡的是双层铺,而你们搞设计的人员,不讲经济,只追求美……过去建筑师设计大屋顶,业主欣赏,形成了社会风气。现在建筑师先检讨,然后业主检讨。梁思成承认在经济上造成浪费的事实,但对民族形式和复古主义还没想清楚。彭真对他说,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长计议,首先解决立场观点。政治上你是拥护党的,建筑思想和党不一致。梁思成表示同意,说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适用、坚固、美观,确实没有经济观念。至于对民族形式的发展创造和复古主义问题,自己的认识还很乱。(《彭真年谱(1955 195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 26页。)

几天后,彭真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指示市委有关领导:公开批判梁思成时,批准修建大屋顶、琉璃瓦建筑的业主也要作检讨,不然人家不服气。涉及建筑学术问题的讨论是长期的……在实际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对,如北京饭店的亭子、台阶还是可以要的。(《彭真年谱(1955 1959)》第3卷,第26页。)

5月18日,彭真在建筑师座谈会上讲话,主题是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他说建筑中头等重要的问题是适用,要用少量的钱建设更多更好的房子,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观当然要,但不应违背适用和经济的原则。对古建筑要加以分析,区别精华糟粕,分别采取存、迁、拆的办法,将来的建筑形式绝对不是把封建时代的形式在今天加以再现。(《彭真年谱(1955 1959)》第3卷,第31页。)

5月26日,彭真在市委会议上,讲到对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问题时说:市委曾提出过建筑形式由业主自行决定,该管未管,首先由我负责,我决定在市人民委员会上作检讨;建筑单位的机关首长也应检讨;建筑师当然也有责任。(《彭真年谱(1955 1959)》第3卷,第32页。)

彭真对市委领导的指示和两次会上的公开发言,承担了责任,减轻了梁思成的压力。

1955年6月,批梁思成工作小组成立,组织了十多人,在动物园畅观楼写文章批判梁思成主张盖大屋顶的错误,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写好后都送到彭真办公室。当时我是彭真的秘书,彭真叫我保存这些文章。没过几天,彭真要我请梁思成到他家里。梁思成到后,彭真让我把那些批评他的文章摆在桌上。他同梁思成商议,是发表这一批文章,还是我把这些文章给你看,由你写个检查呢。梁思成连忙说,我写检讨。彭真说:这样好。马句,你把批评梁先生的全部稿子都交给他。过了几天,梁思成就把检讨写出来了,态度很诚恳。检讨很快见了报,毛主席看后对彭真说:人家都检讨了,就不要批了。

关心梁思成入党和个人生活

1956年2月6日,梁思成被告知当晚将参加一个有毛泽东在座的宴会,于是写了一封信,交由周恩来转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周恩来当天即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2月24日毛泽东批示:“彭真: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

梁思成入党的事,在1956年毛泽东批示之后,长期没有下文,一直到1959年1月他才入党。其原因是清华大学很多党员不赞成他入党,说他犯过大屋顶的错误。

彭真为此事专门做清华大学的工作,清华大学没有马上落实。过了一段时间,彭真找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召集市委和清华大学校党委几位书记开会讨论梁思成的入党问题。彭真在会上耐心地讲,梁思成对错误已经做了诚恳检讨,他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入党,毛主席批示可以吸收他入党。经过这次会议,清华大学党委给党员做工作后批准了梁思成入党。

1959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纷纷提出入党的要求。北京市从1958年初到目前止,已有5000多名优秀分子入党。从去年1月到今年1月,中央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吸收了710名优秀分子入党。这篇报道在标题中特别标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名字。

彭真不仅关心梁思成入党,还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一个人生活,没有人照顾他。1962年梁思成准备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绘图员林洙结婚,当时梁思成已经61岁,林洙比他小27岁,梁家的孩子不同意,清华大学也有人反对,闹得很不愉快。彭真知道后,对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梁思成年纪这么大了,需要人照顾,外人不应该干涉人家婚姻。吴晗对清华同事做了工作,促成了他们两人的婚姻。婚后,林洙尽心照顾梁思成。“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思成受到批判,林洙也一直陪着他,照顾他,一直到梁思成197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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