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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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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学艺于梁思成老师,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古建筑方面的知识,也学到了其他方面的学问……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教育家和古建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北京市城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梁启超之长子。

我学艺于梁思成老师,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古建筑方面的知识,也学到了其他方面的学问。我从清华大学营建系调到文化部文物局以后,30多年中,一直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在他诞生85周年之际,怀念之情涌上心头。特选了其中的十件事简记成文,以为纪念。

启 蒙 学 艺

1940年,我国唯一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 中国营造学社,因日寇入侵,从北平辗转迁移到了我的家乡四川宜宾附近的南溪县李庄镇,并登报招考练习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就与古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先是受教于刘敦桢老师,替他整理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文章,并绘一些插图。不久,思成老师见我绘图的技术有培养前途,便商得敦桢师的同意,把我调到他那一组来学习与工作(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分为法式与文献两组,思成师主任法式,敦桢师主任文献)。

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给,并着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说: 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和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交结也有艺术,要恰到好处。 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

有一次我得了病,发高烧。其时学社因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搬到了乡间。那里没有医生和医疗条件,他就特地跑到镇上请了同济大学医院有名的唐大夫前来为我看病,亲自给我端水吃药。在旧社会师傅对待徒弟有这样的盛情,是极为珍贵的。

出 版 汇 刊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我们这一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也是发表学社同仁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曾经在北平出版过六卷,每卷四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与论文,从内容和印刷质量来说,都是一流的刊物,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但是自学社南迁后,流离辗转,由长沙而昆明才住不久又迁四川,印刷、纸张、装订、出版极为困难,尤其是在李庄乡下就更加困难了。但思成先生深知,一个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机关的生命线,如果一个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它也就难以存在了。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这一刊物。在他的倡导下,学社的同仁也都积极响应,一起动手,同心协力。《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终于问世了。我们是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不仅有文字,还有平、立、剖的墨线图。照片也是用描绘的方法予以石印的。从设计版式、抄写文字、描绘线图和照片,到石印、折页、装订成书,完全都是学社同仁一手完成的。思成先生的《五台山佛光寺详细调查报告》文字和图大都是我抄写和描绘的。在工作的过程中,梁老师又给了我许多的教导。当书的封面包装完成的时候,梁先生的欢喜心情至今犹在眼前。

重 庆 描 图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惟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

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那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大城市。有两件事是从未领略过的,一是我初次与电话打交道,开始真把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同志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

同时郑孝燮同志还提供了一个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 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 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

1985年的访问中,日本现在建筑史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京都文化财研究中心理事长 80余高龄的福山敏男也发表意见:认为梁思成先生不仅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日本古建筑也甚是精通。他出生在日本,早年生活在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情况甚是熟悉。他提出要保护奈良和京都两个古都的建议是完全可能的。

回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了宿白同志,他说他确是于1947年梁先生在北大的一次讲话中听他说过,曾经建议不要轰炸京都与奈良。

古 建 简 目

1948年冬,梁思成先生毅然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往台湾的邀请,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的到来。不久,清华大学解放了,他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学习、工作,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国徽设计等等。他还发动许多建筑系师生一起参加。这里仅记述有关古建筑文物的保护问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深知梁思成先生是对古建筑文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梁先生提意见、想办法。他慨然应允了,并组织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一起动手,以飞快的速度,编出了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包裱封面,如出学社第七卷汇刊那样,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一共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我还担任了全书的钢版蜡纸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梁先生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现清华大学教授)的手笔。

这一简目编者的名义为中国建筑研究所。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以后,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都在思成先生的带领下,全部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特设立了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以保证此一工作不致中断。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前的条件日益困难,经费缺乏,教学任务的加重,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营造学社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也就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份珍贵纪念和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一份献礼。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新 都 方 案

北平解放以后,先生除了建筑教学,古建保护之外,还致力于都市规划的工作。他有一个设想,想把北京这一座世界罕有的古城全部保护下来。这在《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一书中已有了反映。他设想出了一个在西郊建 新北京 的方案,并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1950年我被调到文物局前,我曾给他画过新北京的简图,抄写过报告。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城是一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保存下来的实物杰作。如果将包括城墙、城门、街巷、牌楼、宫殿、王府、坛庙、寺观、园林等完整地保护下来,这将是一个世界的奇迹。但是这一任务很困难,如果在城内建设,新旧两者必相矛盾,古建筑就必然要受到破坏,因此,必须把新的建设建在城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他特地为城墙提出过保存、利用把它建成环城公园的方案,并且详细计算了拆除城墙的巨大费用的账,发表在当时的《新观察》杂志上。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意见未能被采纳,反而招致了一些非议。

长 城 审 图

1952年秋,全国开始了古建筑的有计划维修工作,国家设立了古建筑文物维修的专款,准备首先修缮赵州桥、隆兴寺、晋祠、善化寺、光孝寺等项目。这时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提出要修缮长城的建议。文物局便把这事作为大事来办,郑振铎局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先作勘查,搞出规划设计来。我对北京居庸关、八达岭进行了初步勘查之后,画出了一个草图,并去清华大学向梁老师请教,请他审定。他当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图纸上签了审定的名字,这张图纸我还保存着。他所提的这些意见,以后一直作为我维修文物的指导性准则。我印象最深的三点是: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 整旧如旧 ,也就是后来我们写入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文物法的 保持原状 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了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部修齐全了, 故垒斜阳 更觉有味儿。二、休息坐位的布置,他说这也是艺术,在长城故垒之下不能搞 排排坐吃果果 的布置,要有点野趣。后来我就照他的意见搞了些略加整理的自然石桌凳,随意安排,不求规则,效果甚好。三、是种树问题,他提出在长城脚下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雄姿,树太近了高了,对长城的保护也不利。

30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次长城的维修讨论,他这三条意见我都一直坚持,已经成了我自己的指导思想。

牌 楼 调 查

有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点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等地名的来历。原来东四、西四各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各有单牌楼,简化成了东四、西四和东单、西单。前门还有五牌楼,东西长安街也有牌楼,大高殿、历代帝王庙前的大街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都有牌楼。这些牌楼、牌坊是古老北京重要的街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自从城墙城楼决定要拆之后,牌楼就成为 进攻 的主要对象了。一场论战围绕着牌楼而展开。主张拆的一方是认为牌楼妨碍交通,必须拆除才能解决。另一方不主张拆的认为一是要保护古建筑和古都风貌,二是可以用街心广场转盘方式来解决。我当时是 敬陪末座 的一名实际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与其事。一是保,一是拆,各陈理由,各抒己见。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前辈,或是领导,有郑振铎、张奚若、梁思成、翦伯赞、吴晗、薛子正等人。吴晗当时是副市长,主持讨论,他的主张是拆。此论遭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坚决反对。思成先生据理反驳,并提出了从交通规划上解决矛盾的办法。张奚若、翦伯赞、郑振铎等都力主保护。郑振铎是吴晗同志的老师,也未能把他说服。一连开了好几次会都未得结果,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文物局共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包括一些其他古建筑进行调查。由我代表郑振铎,由闻立鹤代表吴副市长(闻系吴的秘书),参加的人有北京文物组的侯锷、容少祖,文物局文整会的曾权、袁中山等。我们查阅了所有牌楼的历史,拍了许多照片、绘了图,资料甚是丰富,都由闻立鹤保存在市政府。结果,许多牌楼还是没有保住。最后由周总理出面找思成先生做工作。思成先生以文学家的富于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渐落西山的景色。看来周总理也已知不能保,但未明言,而以李商隐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诗句来回答了思成先生,并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法。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国子监成贤街的四座外,都迁移或拆除。东四、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前门五牌楼、大高殿三座牌楼和帝王庙牌楼都拆了。东、西长安街牌楼迁到了陶然亭, 文革 中被拆除。

保 护 团 城

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极 左 思潮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泛起。开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大街上表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牌坊已在拆除之列,与紫禁城角楼相媲美的大高殿习礼亭拆走了,西长安街金代庆寿寺双塔拆毁了,眼看轮到团城了。

思成先生对团城的存废问题,忧心忡忡。我们文物局当时住在团城,又是担任保管之事的,更是日夜不安。郑振铎局长叫我写一篇团城的文章,照片要多,文字不计,发表在 文参 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留下资料吧!我为了保团城之事,几次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找先生商量。他也是心急如焚,把苏联专家也动员了出来,赞成保护。我曾在团城上,两次接待了他和苏联专家,共同寻求办法。最后思成先生不得不去面见周总理,恳陈意见。周总理亲自两上团城进行实地勘查,决定中南海围墙南移,马路稍一缓弯,把北京这一重要史迹和文物保存了下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遗产。决策之明断在总理,而曲直周旋,来回奔走,得以玉全,先生之功不可没也。

避 雷 安 针

我国古建筑多为木构,最怕火焚。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杰阁层楼、巍峨宫殿、离宫别馆由于被火焚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一种是人为的纵火,另一种则是雷电起火,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如解放以后,河北遵化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失火,易县清西陵光绪崇陵配殿失火等等,不计其数。雷火古往今来都是古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大敌。但是几千年来一直未能采取过防雷措施。近代又增加了电线走火等原因。

1957年7月30日的一个上午,思成先生来到文物局找到郑振铎局长和我,说是明十三陵的楠木殿昨晚被雷击着火,情况如何尚不知道。这一大殿全为楠木,是唯一的大型楠木殿,应立即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三人驱车前往,在车上我们心中都十分焦急,忐忑不安,不知究竟烧到什么程度,如果被烧光或烧得倒塌了,那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极大的损失。因为此殿不仅是楠木结构,而且在建筑历史、艺术、科学三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车子好不容易开到了十三陵,我们远远望见黄琉璃瓦的祾恩殿大屋顶,心中好像一块大石头扑通落了地。楠木大殿只是后槽金柱的柱头顶被雷劈裂一大块,虽然已经烧焦,但未延烧起来。

在回城的路上,先生和郑振铎局长商量,古建筑要设法安避雷针才行。那天晚上,正好他们两人都要参加周总理召开的会,要我立即写了一个简要的情况,两人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立即指示由国务院下通知,全国重要古建筑都要安装避雷针。

临 别 赠 言

在十年浩劫中,听说先生受到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批斗,但又听说他能理解,处之泰然。只是对一些古物、书刊被毁而伤心。我想他会相信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党和人民终会胜利的,所以我很放心。但我不敢去看他,怕增加了他的 罪行 ,因为我的罪名也是很多的。

1972年的春节,文化部干校突然开恩让我回京探亲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批准恢复《文物》《考古》两个刊物。经王冶秋同志推荐,国务院已下调令要我到《文物》月刊去工作,干校阻拦不住,才让我探亲的。我回到北京之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听到先生已住在北京医院的消息。我找到病房,这时他正输完液,看到我来了,他非常高兴。这时只有林洙同志守在他身边,她见了我高兴得几乎流泪。她说: 他可想念你们了。这几年没有人敢来看他的,你今天怎么敢来了? 我说我的罪名虽多,但都不能成立,帽子虽多都快一风吹了,我不会连累先生的,也不怕连累我。先生此时精神顿然好了起来,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特别是营造学社、清华建筑系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熟人情况。我像竹筒倒豆子般把我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参加保护古建筑工作及向周总理写报告保护古观象台以及如何保 黑帮 黑线 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并向他透露我可能要调回再搞文物工作的事。他更高兴了,说: 文物工作有了你这个 保 字派,我就放心了。

临行时,先生对我说: 你如果能很快从干校回来搞文物工作就太好了。文物、古建筑是全民的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的。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改朝换代,各种战争,不知破坏了多少文物和古建筑。这次 扫四旧 也破坏了许多文物和古建筑。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 功莫大焉 。望你多多努力。

他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时间已晚了,只好依依而别。我回干校后,果然接到了调回北京的通知。可是当我踏上归途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为先生举行追悼会的消息,我心中不胜悲痛。我心中默祷: 尊敬的老师,你的临别赠言我当永记,一定为了保护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尽我力所能及的力量。

作者罗哲文(1924 2012),著名古建筑专家。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文物协会会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梁思成 十事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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