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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中国教育发展新时期 仍需转变应试教育观念|新中国70周年民生访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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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动荡的局势,百废待兴……

记者|黎文婕 实习记者|陈佳佳编辑|刘海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凡的70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动荡的局势,百废待兴。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70年间,伴随着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师资队伍逐渐壮大和教育法律逐步完善,我国进入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时期。

但改革变中有阻:教师队伍质量仍待提高,城乡教育差距难以解决,唯分数论亟需打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首改革起点,围绕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

作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顾明远教授曾担任过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70年来,他多次担任国家及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先后参与多次重大教育改革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并参与了高等教育法、教育基本法和教师法的起草工作。以下为编辑整理后的专访实录,受访者已阅。

从模仿苏联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界面新闻:新中国教育发展70年可以划分为哪几个阶段?

顾明远: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 “文革”前、“文革”10年和“文革”以后40余年。具体而言,“文革”前可分为重建时期、“大跃进”时期和调整时期,“文革”以后又可分为恢复阶段、发展阶段和提高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旧学校改造,初步建立了新中国的教育体系。1957年以前,是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过渡的7年。到了1957年,毛泽东提出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育、智育、体育等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大跃进”时期,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大发展,但走了一些弯路,过多强调劳动,强调大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困难,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于是出台了“高教六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0年) 、“中学五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等条例。这些都是教育调整的结果。

“文革”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的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

界面新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教育方针和目标是怎样的?为此,国家开展了哪些教育工作?

顾明远:1949年,我国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共同纲领》。当时规定的文化教育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同时明确指出:新中国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展开了几方面的工作:从外国教会手中收回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全国新解放区的旧学校;对旧学校进行初步改造,包括取消在学校中的反动组织和训育制度,取消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公民、党义等课程,设立革命的政治课;同时,执行教育为生产服务,向工农开门教育方针,建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人才。

界面新闻:在建国之初,我们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助苏联教育的经验,这是否存在弊端?

顾明远:当时,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我们只有向苏联学习。而且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基础教育领域,我国学习苏联的方式之一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教育著作和教科书。东北解放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理论书籍和教科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的著作更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我到苏联学习教育专业,当时我们用的教材并非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56年回国以后,我发现国内学界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研究得十分精细,教材也完全照搬它的体系。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实际上,凯洛夫的《教育学》强调学生要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那个时代也是正确的。但其教学过程过于僵化,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造性、批判性。凯洛夫教育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也已受到批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经验,重新重视以儿童为中心、做中学等思想,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探究式教学、参与式教学方法。但大部分教师还是习惯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应试教育”仍然干扰着教育改革,学生始终处于“被教育”“被学习”的状态,学生没有兴趣,没有爱好,没有选择权。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尽管如此,但苏联的教育经验毕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的一部分,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界面新闻:“文革”之后,我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教育恢复期,在这段时期,我国在教育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的转变有哪些?

顾明远: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6年至1978年,是拨乱反正时期。教育领域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逐步恢复教育事业的正常秩序。特别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77年恢复高考,极大地鼓舞了教育工作者的信心和积极性。1978年3月和4月分别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两次会议对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使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研究走上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理论界认真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理论建设,同时努力吸纳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新理论、新经验,力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界面新闻:这70年间,我国与教育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日趋完善,《教育法》这部重要法律从起草到颁行, 历时10年,在您看来目前的教育法律体系还存在哪些不足?

顾明远:我国现行《教育法》涉及的原则性问题比较多,但是很多细节的问题仍需完善。比如说学校的责任和权利是什么?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学校到底能管哪些方面,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学校,学校能承受得起吗?所以我提倡要制定《学校法》,要明确规定学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学校的责任边界。

另外,大家也一直在强调《学前教育法》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也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界面新闻:这70年来,有哪些重要的转折点?

顾明远:第一个转折点是1985年,此前是我国教育恢复时期,此后则进入了教育大发展时期。因为这一年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同时提出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等,从此中国教育就走上了正轨。

1993年和1999年是两个转折点。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成为20世纪末中国教育的行动纲领,由此中国教育就快速发展起来。而到了 1999年,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教育发展阶段的到来。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高等学校扩招,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尽管1993年,国家就提出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但直到2010年国家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才正式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把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工作重点。所以2010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2018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确立,我国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则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九年义务教育:从普及到全面免费

界面新闻:您刚才把1985年列为一个教育发展的转折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85年国家提出了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此之前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顾明远:我国一直在强调普及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更加重视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此之前,小学教育是分两段,1-4年级是初等小学,5、6年级是高等小学。为了普及教育,我国于1951年开始制定学校系统,把小学教育由6年变成5年。但是因为当时经济条件还达不到,这一改革未能落实。但是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小学也逐渐变成6年一贯了。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已经树立了一些普及教育的典型,比如1964年,河北省的阳原县在全国率先普及小学教育,被《人民日报》社论誉为“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20世纪80年代后期,阳原县又成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教改工作受到了原国家教委的表彰。所以实际上,中央政府一直很重视普及教育这一任务,但受到了经济条件的限制,进展比较缓慢。

界面新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85年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契机是什么?当时是否存在阻碍?

顾明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要恢复,要发展,所以更需要人才。大家都呼吁,我国要用法律的形式普及义务教育。所以,1980年,中央下发文件《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决定》,要求普及小学教育。到1985年,国家意识到只普及小学教育还不够,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时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小学教育已经无法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提出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是很长的,当时出现了一些争论,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国的经济条件能不能满足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我们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但是我国过去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按照最初的政策,并没有做到完全免费,还是要收一点学杂费。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才真正做到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在1985年之后,我国一直在争取免费,但直到2007年修改了义务教育法,才真正实现全部免费。

界面新闻:那么从1978年到1985年期间,我们为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具体做了哪些铺垫?

顾明远:刚提到的1980年要求普及小学教育,就是在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做铺垫。另外,开了很多座谈会议,全国人大的教科文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我国能不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还有一些什么困难?随后,在一些已经开展普及工作的省市做了相关调研工作,最后中共中央才做出决定。

界面新闻:其实较于我国港台和欧美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您觉得我们从1985年开始提出普及义务教育会不会太晚了?

顾明远:从整个世界来看,当然已经晚了,别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初就普及了。但是,从我国大陆的发展情况来看,并不算晚。因为我国此前是“一穷二白”,改革开放后经济情况尚处于恢复期,我国就于1985年迅速提出这一政策,相较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事实上还有一些超前性。

界面新闻:从1985年开始提出要普及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到了2008年我们才全面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您认为遇到的阻碍是什么?

顾明远:就是经济发展滞后。早在1993年,中央就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把这一目标写入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但一直到2010年才达到。而这正是得益于我国近几年经济迅速发展。在此之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而经济是基础,没有钱怎么办教育?所以为什么提出义务教育以后,过了十几年才真正做到免费。这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不雄厚。

界面新闻: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财政支出的GDP占比到5%,您怎么看?

顾明远:如果从全世界来看,教育的投入已占到5%以上,但我们现在还是4%,所以国家需要增加教育投入,才能促进教育优先发展。但实际上,最近这几年的投入水平还是在提高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2%。从总量来讲,已经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

界面新闻:实际上,伴随着教育水平的发展,我国对教师队伍水平的要求也不断在提高,但是实际上教师队伍仍然良莠不齐,您认为在这70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

顾明远:这70年来,我国教师队伍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高,现在除了乡村代课教师以外,大多数教师学历合格,但教师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很多老师学历合格了,但可能没有学过教育的专业理论,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教书育人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优秀青年大多不愿意加入教师队伍。没有好的老师,怎么培养好的学生?

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待遇普遍偏低,尤其是农村的教师。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社会对教师尊重不够,却有很多要求,一旦出事就是教师的责任。所以,党中央去年发了一份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想逐渐提高教师的待遇和专业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大会上也提到,要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同时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界面新闻: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并在2019年由“免费“变”公费“,这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师资紧缺的问题,在您看来,我国的这一举措的成效如何?

顾明远:应该说有一定的成效。当时国务院提出免费师范生的政策,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鼓励一批青年能够读师范,投身教育事业。免费师范生实施几年来,经过政策调整,总的情况是好的,充实了中西部地区基层学校的教师队伍。

但是在我看来,当时具体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些问题。按照规定,师范生当时是需要回到生源地履约10年,服务年限太长,而且青年们面临着组建家庭、生活压力和远离家人等问题,所以影响到政策的吸引力。首届免费师范生中仅有31.9%的学生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回到贫困落后地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更低,更多的学生都选择了一线城市。即便回原籍的那部分毕业生,大多也去不到农村,而是去了当地的县城。

也正因如此,近年来这项政策有了变化,由“免费”到“公费”。实际上,叫“免费”本身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没有出钱,而是由国家出钱培养。改为“公费”之后,其中一个意义是使师范生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公职人员,增加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为公众服务的意识。

同时,也弥补了政策设计的部分缺陷,比如将履约年限由10年缩短到6年,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由至少2年缩短为至少1年。还为师范生们提供了深造的路径,师范生按协议履约任教满一学期后,可免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所以,政策变动之后,更具有吸引力。

城乡教育差距的根源是经济差距

界面新闻:伴随着我们义务教育的普及,入学机会增多,就学规模扩大,如何维护教育公平,成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城乡教育差距。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农村教育发展?主要做出哪些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顾明远:实际上,我国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就已经开始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特别是2010年《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后,认为农村教育依然是短板,城乡的经济差别很大,导致城乡的教育差别也很大。这是因为我国的教育经费,尤其是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是依靠地方省级财政支出。各省的经济水平不同,所以尽管全国已经达到平均4.2%的投入水平,但从各个省来看,有的省达不到这个水平,这时就需要国家用转移支付来支持。

对我国而言,促进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比较困难的问题。在普及义务教育以后,国家就针对农村教育的短板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是增加投入,要求农村校舍等基本教学设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提高农村教师的师资水平。对此我国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自2006年起,每年有近10万名大学生去乡村做特岗教师。另外,最近国家还提出了农村教育振兴计划,通过补贴农村教师,增大农村教育投入,缩小农村教育与城市的差距。

此外,十八大以后提出教育要城乡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要同等待遇。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均衡发展,还并未达到全省全国教育均衡发展,而还在努力实现县级内部的均衡发展,因为我国各省市的经济与教育发展太不均衡了,所以教育公平是逐渐地推进。

界面新闻:有学者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匮乏问题才开始变得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顾明远:分税制对教育的确是有影响的。因为从1985年提出九年义务教育,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农村很多教育经费,都是靠农民出的钱,所谓“人民教育人民办”。 到本世纪,国家逐渐增加投入,县里也有了一些教育附加税,就可以通过政府税收办教育。但在税收改革以后,中央收回了税收权。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央也通过对贫困农村转移支付,试图弥补影响。所以分税制改革之初,对农村教育发展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一问题了。

界面新闻:我们梳理发现,国家一直是很重视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仍然饱受诟病,在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在哪?

顾明远:主要原因还是各省市经济发展不均衡。我国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是“省级统筹,县级管理”,但是现在很多省将统筹权下放到县,这就导致部分县教育经费不足。所以一方面我国还应强调教育经费省级统筹,而不是仅用县里的财政。另一方面,全国应该规定人均教育经费最低水平,如果部分省份达不到这个水平,中央最好能够转移支付来补贴。由此来达到初步的均衡。

界面新闻: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小学近年来因为学生和教师师资结构比较不合理,班师比不合理的问题,屡次引发外界的关注,但实际上也正是这些学校满足了农村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使得大量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学龄儿童有学上。于是不少专家就开始支持农村的小规模教育,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顾明远: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有的村小规模太小,很难开课。如果一所学校只有十几个学生,而小学加上中学共有13门课程,老师不可能所有课程都能教。所以部分地区通过 “撤点并校”来提升教育质量。但这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在一些很贫穷的山区,一旦撤销村小,这些山区的孩子上学就更加困难,甚至失去就学机会。此外,小学对乡村的文化建设是很重要的,如果撤销了村小,部分乡村则可能失去了文化发展的机会。

所以,很多学者提出应保留村小。我个人意见而言,农村的小规模教育应该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尽可能保留村小,如果开课出现困难,可以请中心学校的老师去代课,还可以利用现在的远程技术去弥补师资短缺问题。总之,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上学。

界面新闻:您刚刚提到了远程教育进村小,您觉得这是否可行?

顾明远:虽然远程教育已经可以满足很多学习需求。但是在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地方,用电用网都困难,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可能也不够,在这些地区完全依靠远程技术发展教育恐怕还面临很多困难。

高考改革之难:仍需扭转教育观念

界面新闻: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一度使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刷考卷,作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为什么恢复高考在邓小平看来是迫切的?

顾明远:改革开放搞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但是当时我国初等教育尚未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左右,教师队伍合格率极低。虽然1973年有少数高等学校开始招生,但学生大多只有初中毕业水平;入学条件没有规则,走后门现象严重等,挫伤了青年的积极性;“读书无用”的思想乌云弥漫于整个社会,全中国成为一片文化沙漠。所以邓小平立刻发出一声号令恢复高考,一扫乌云,让我们重新见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光明。从此,我国教育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并迅速地发展。

界面新闻:自恢复高考之后,我国的高考也几经改革,比如由双规到并轨改革,由全国一张卷到分省命题等,但它仍饱受诟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顾明远:恢复高考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施三十多年来,它的缺点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正性、公开性的特点,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考定终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遗恨终生;其次,它对教育起到制约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他们的学习束缚在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最后,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而各省份录取的分数线又不同,易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随着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应运而生。

界面新闻:2014年,我国开始推行“新高考”试点,近期各地也出台了具体方案,这是否能够扭转“应试教育”的局面?

顾明远:要发展素质教育,必须推动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因为考试评价制度是指挥棒。近年来,不仅是高考形式在变化,高考的内容也在改变。这一系列变化都是为了引导学生提高素质,提升我国教育质量。新高考一方面给了学生选择权,除了三门主要科目,其余的科目都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另一方面,考试的内容再度转变,由考核课程知识为主逐渐转变为考察素质水平。而且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

但整体上,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改革的预期,还需要继续探索和调整。比如,综合素质评价在落地时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当初设想的综合素质评价并非量化考核,把学生各种表现分成三六九等,而是想让学生和教师记录下学生在上学期间到底做了哪些事,参与了哪些活动,有着怎样的表现。与此对应的是,高校在录取学生时,就可以针对不同专业需求,查看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记录是否适合学习本专业,而不是所有学校、所有专业都仅仅看一场考试的分数决定去留。

界面新闻:这样的转变,是否存在一些阻碍和争议?

顾明远:争议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所有改革都有一个探索前进的过程。家长普遍认为考试分数是最公平的,通过学生素质表现来录取,容易出现“走后门”等不公平的情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与中国的人情文化与传统教育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不只是考试制度制约着教育改革,社会的评价也严重影响着学校教育。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现在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升学率,就是考试成绩。一切事情都是用唯分数主义来衡量。

界面新闻:您对我国教育发展还有哪些期待呢?

顾明远:针对教育的发展,我国如今已制定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了一些指标。事实上我认为完成那些数字上的指标可能并不难。更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提高我国教育质量,转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如今的教育观念还未完全转变,仍然以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推进艰难。无论是从各级政府,还是社会大众,都需要转变观念,不应只盯住清华北大。这与我们重学轻术、读书做官等文化传统有关。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每个孩子的素质和兴趣是不一样的,让所有人走同一条路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到了当代,我们应当树立“行行出状元”的观念,我国如今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成为世界的工厂,实际上很需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技工。但我们很少人愿意让孩子读职业技术教育,当工人。这不单纯是经济收入高低的问题,其实现在技工人才供不应求,“蓝领”的收入未必比“白领”低,但是多数家长还是都希望孩子去当公务员,做科研人员,就是个观念问题。唯学历、唯分数和唯文凭这样的评价体系不改变,很多传统的教育观念不转变,我国的教育就很难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要意识到,教育最关键的是立德树人,培养出有思想、有追求、有高尚品格的学生,而不是让所有人上同一所学校,以后去干同一样工作。

关键词:顾明远 新中国 观念 民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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