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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女童被家人溺死案庭审 同情或批判外应有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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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法庭认定了嫌凶坦白的事实,但考虑案情重大,没有当庭判决……

文 | 杜虎

南京7岁脑瘫女童被爷爷和父亲于去年6月份溺亡,这个案件近日在南京开庭审理,公诉人要求判决十年以上或无期徒刑。法庭认定了嫌凶坦白的事实,但考虑案情重大,没有当庭判决。庭外再次涌现两种意见,一是对杀童抱着同情之理解,认为法律惩罚即可,道德批判可以休矣;二是批判溺杀行为,痛恨以疾病的借口,施行毫无人道的残酷谋杀。

这两种相反的意见不是第一次出现,也在意料当中。去年6月,南京警方在微博上追寻无名女童尸体的线索,经过一个多月努力,最终搞清楚来龙去脉。那个时候,同情脑瘫女童与同情她家人的舆论就成对出现。等到进入庭审环节,社会意见依旧保持在矛盾状态,无意义地循环出现。

(杨某松、杨某响涉故意杀人罪 一审庭审直播。视频直播截图)

这充分说明一个事实:面对脑瘫患儿匮乏支持系统的难题,人们仍然只是在家庭伦理中寻找答案,做些谴责或理解——这差不多是同样无用的东西——但对社会化支持呼吁得不够多,对于通过舆论向政策施加更多压力、以促进环境改善没有太大的信心。

南京这起悲剧事件,法律肯定可以划上某个句号,但它又绝对不能成为类似问题的终点。这就导致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症结:历数所有杀死脑瘫儿童的个案,人们都只能聚焦在绝望的家庭氛围中,似乎它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家庭议题,无法分享的个人痛苦,找不到社会化、政策性的解决之道。

这是比绝望的杀童个案更叫人窒息的现实。

那种对爷爷父亲杀死脑瘫女童表示理解的看法,实际上认同了这么个立场:她是这个家庭所有痛苦的

(警方微博征集线索。微博截图)

为了巩固这个立场,还有人推出了“贫穷是一切罪魁祸首”的论调,来为杀人辩护。但南京庭审现场披露的细节,推翻了这种毫无必要的柔情。女童父亲是工程师,有年入十万上下的固定收入,并不是穷苦人家。他作为父亲,也没有承担起日常照料女童的义务,而是将照顾的责任推给了女童的奶奶。

事实推翻了讲故事为杀人动机辩护的那种舆论。

通过法庭交锋,我们看到了在懵懂无知的女童之外,始终环绕着两种属性迥异的亲情:一是奶奶给予的呵护备至的照料,二是父系中暗藏于心、甚或在私下讨论绞杀女童的手法。

脑瘫患儿之所以活到7岁,与奶奶的保护分不开。但是当奶奶患病无法照料后,女童被带离老家,来到父亲与爷爷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里她受到歧视和敌视,男性长辈将其视作终身的负担。

脱离奶奶的庇护,是脑瘫女童走向死亡的第一步。由奶奶维持的两种亲情的脆弱平衡被打破,家庭关系网络中黑暗的那部分占据上风。无论是爷爷、父亲还是姑姑,都在默认这个死亡的筹划,并以个人之力促成杀死脑瘫女童的结果。姑姑提供杀人的方法,父亲将女童带到河边,爷爷将两块砖头放到女童背负的书包里,都是一样的性质。

这样的合谋杀人,是无法被原谅的。对这样的杀人动机,所谓“不作道德上的谴责”,也是轻浮的、虚伪的说辞。

类似南京这起杀死脑瘫患儿的案例,还有许多。

如果要找不同点,那就是它们体现出每一起杀童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着差异很大的家风状况,经济状况也不都是穷困。事实会推翻“同情之理解”派的立场,因为你无法一概以为所有家庭成员都有苦衷,就像南京这桩案例那样,更不能认为脑瘫患儿是所有家庭成员的痛苦来源。

起码南京脑瘫女童,就无法支持加诸她的那些所谓的“痛苦”。

但是,迁怒于脑瘫患儿,将他们当成是大人所有不痛快的根源,借此推卸愧疚、祛除痛苦、为冷血谋杀打好铺垫,患儿一步步地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受害人,以至于杀死他们,就可以断绝痛苦,甚至是为患儿解除痛苦的最好办法。

除了“同情之理解”派,在批判地看待这件事时,也要看到批判的重心不该只放在行使这“荣誉谋杀”的家庭成员身上(杀死脑瘫患儿之后,他们也会流泪,也会忏悔,到哪估计内心是轻松的),更要放在理应就位、但是缺位的社会支持系统上。

(庭审视频截图

这些社会中支持系统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一样的情况,有的地方建设得好些,比如一线城市;有些地区就做得很差,比如一些农村社区,尽管对脑瘫的康复医疗纳入新农合,但对更多的支持欠奉。

八年前,东莞发生过母亲韩群凤溺毙13岁脑瘫儿的事,她的动机是害怕自己不在了,患儿会无处托付。事后发现,她没有申请过任何形式的救助,终于在孤立无援之下绷不住了。这个案例中,不是社会支持系统的匮乏问题,而是患儿家庭自我封闭、在禁绝状态下恶性循环,最终全面崩盘的故事。

当然,谁也不能说针对脑瘫患儿的福利制度已然完善。相较于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绝大多数地方、绝大多数脑瘫患儿都无法享受相对充分的福利支持。退一步说,如果政策支持只是每月发几百块钱,而不是营建急需的康复中心、提供相对充裕的康复医护队伍、供应一个有利于脑瘫患儿成长的社区体系,那这样的薄弱支持最终仍会导致患儿家庭崩溃。

民间确有脑瘫患儿的家长支持群,提供一点心理慰藉,为缺医少药提供暂时的支援,但从家长群发展为功能相对强大的民间支持机构,还需要冲破包括身份注册、资金运转、凝聚专业人才等障碍。如果政策导向只是发放救济金似的补贴,不去创造及支持社会解决方案,僵局仍会继续。

法律在脑瘫女童被杀后才会出现,按照以前的案例,考虑动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小等因素,这类凶手都会被轻判,东莞那个母亲最后判刑五年,南京这个兴许会重点,但十年以上估计也难。

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判死刑也无法解决脑瘫患儿的长期扶持问题。

法律一方面在量刑时援引残疾人保护法,认为脑瘫儿也享受正当的生命权利,另一方面又对亲人谋杀抱着预先原谅的立场。不是说这种法律与人情的兼顾是错的,而是想说,立法如果能多想一点、多做一点,比如为脑瘫患儿建立普惠性的机制,不至于等到脑瘫女童被杀掉后,才跳出来主持公道。

无论你说脑瘫女童是被杀死,还是被解脱,这个时候的正义或公道,徒增喟叹,聊胜于无。

(八旬老人照顾脑瘫儿女60年 曾两次想带着孩子寻死

在国家现行法规下,对福利供应设定了繁重的约束,比如资本投入养老等产业不允许分红,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类似公益护养行业的发展。脑瘫患儿的后期康复时间长,单靠家庭付出只会增添心累,增加这一块的供应,就需要首先在法制环节放松管制,养老、养护脑瘫乃至于其他慢性但折磨人的疾病救助,才可能从源头上注入动能。

所以,“无论是同情之理解”派,还是“道德批判派”,都可以重新打量同情心、重新审视批判的重点,两下是可以寻找到共同点的。

——如果真的同情脑瘫女童的抚养压力,以及对家庭造成的重担,本应将同情的立脚点再放得开阔一点,想一想为什么只有家庭在承受日复一日的困难?

——如果批判家长的冷酷、父系的谋杀,也请将批判的焦点囊括到机制问题上,去看看民间支持机构面临的阻碍,看看现有政策支持的单薄。

总之,也要防止将脑瘫患儿污名化,杜绝将杀掉他们理解为唯一理性的出路。实际上,许多脑瘫儿护理充分,可以有与成年人一样的寿命,但是其肌体失能会提早到来,就像衰老过早在一种特殊的人类身上上演。这种情况下,脑瘫患儿就不该仅仅被当作痛苦的替代品,从他们不能自已的身体上,本应寻找新的出路和可能,而不是仅仅用杀掉来解决大人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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