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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礼产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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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要探讨在立春日举行的迎春礼的产生时代,首先要明确立春作为节气产生的时代……

我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节日与节气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要探讨在立春日举行的迎春礼的产生时代,首先要明确立春作为节气产生的时代。二十四节气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完备,各个节气的物候现象也已明确,这在<周书·周月>和<淮南子·天文训>中都有记载。在二十四节气中形成最早的八个节气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称为“分、至、启、闭”,即四立和二分、二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左传>僖公五年载:

“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孑L颖达疏:“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用此八节之日,必登观台,书其所见云物气色。若有云物变异,则是岁之妖祥既见,其事后必有验,书之者,为豫备故也。”立春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形成的八个节气之一,而且是八节之首,在春秋时期就被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已经具有节日的雏型。

但是在立春日举行的迎春礼产生于何时?目前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迎春礼产生于周代。这种观点的形成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现存最早的关于迎春礼仪的文字记载都涉及到周代。它们是:<吕氏春秋·孟春纪>,<逸周书·月令解>,<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现于不同文献中的关于迎春礼仪的记载却是相同或相近的。其中<逸周书·月令解>

是依<礼记·月令>而补的,二者可作为一种看待。对于其他几种记载的相互关系,前辈学者已做过考辨。王梦鸥认为:“<月令>篇兼记‘月’和‘令’。‘月’是天文,‘令’是政事。先秦有一派学者认为王者必须承‘天’以治‘人’,故设计这一套依‘天文’而施行‘政事’的纲领,其实仍是一种‘王制’。”并且认为,《月令>的构想,早见于<管子·幼官图>,而详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月令>似转辑《十二月纪>而成。高明先生则认为《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章,当是据《周书>而作的。《淮南子·时则训>又当是据<吕氏春秋>而作的,而《礼记>里的《月令>又当是据《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时则训》而作的。徐复观先生认为,《吕氏春秋>是对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大综合。<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纪首,正是吸收了(夏小正>及《周书>的(周月>、<时训>,加以整理而成的。《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景帝末年,但它吸收了<吕氏春秋》的许多资料,并全录十二月纪纪首以为《时则训>,而有所变更,甚至可说没有《十二纪首>,便没有(时则训>,没有《吕氏春秋>,便没有《淮南子>。<月令>全抄《十二纪首>,其不同者,正如孑L颖达所说,“不过三五字别”。而这些有差别之处,其义多以<十二纪>为长。<月令》在两汉的影响,即是《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这些文字的源流判别意见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它们是同出一源,因此我们只须摘录其中的一种即可。下面这段文字出自<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日: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很明显,《礼记·月令>中的这段文字与<礼记·王制》中的记述属于同一类性质。它们不属于历史记载,而是一种设想和描述,是对于理想社会的等级制度的描绘。早在汉代,郑玄就已经列出数证,指出<礼记·月令>“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徐复观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的理想,来加以重新安排、改造,而赋予他们以所要求的新意义。所述的一些制度不是“事实的存在”,而只是“理想的存在”。当然,这种对于理想社会政治体系和礼仪制度的构想也不是纯粹的空想,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这种构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但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事实,不等同于历史。因此仅仅凭借这些资料不能证明迎春礼仪产生于周代。

笔者认为立春作为节气形成于周代,但是迎春礼的产生和正式举行却是在东汉。其根据如下:

1.我国记载历史的传统源远流长,但是在《吕氏春秋>、(逸周书》、《礼记》和<淮南子>等著述出现之前和之后出现的诸多历史著作中,例如《春秋》、《国语》、西汉武帝时期完成的《史记>以及东汉时期完成的<汉书>都没有任何关于迎春礼仪的记载。这样一个由中央政府组织,天子、诸侯和公卿都要参加的重要礼仪没有被历史学家作为史实记述,决不会是出于历史学家的疏忽,而应该解释为直至西汉末年迎春礼仪还没有真正施行。西汉时顺应时气和重视农时的观念都已经很明确,立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节俗。<汉书·谷永传>载:“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矜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担敕,劝农桑,勿夺农时。”此时立春已作为慰问和劝农的日子,但是与迎春礼仪并没有关系。在东汉初年,皇帝在立春赏赐大臣。

<古今注>载:“建武八年(32),立春敕束帛,公十五匹,卿十匹。”据<后汉书·祭祀志>所载,皇帝在立春El赏赐大臣,是在立春迎气之后。但是<古今注>的记载并没有提及迎春,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施行迎春礼仪的缘故。

2.关于迎春礼仪的事实的记述出现于东汉人的著述之中,以及记述东汉历史的历史著作之中,例如东汉成书的王充的<论衡>、蔡邕的<月令章句>和高诱为<吕氏春秋>作的注,以及记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迎春礼仪在东汉时期确实存在。对于迎春礼仪产生的年代,<后汉书·祭祀志>记述十分明确:“迎时气”自永平年间开始举行。“迎时气”即迎气,是东汉时期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立秋前十八日在京城洛阳举行的迎接新的季节到来的仪式。<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二年(59),“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后汉书·董钧传>载:“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这些记述应是不容置疑的史实,可见五郊祭祀是于永平年间创制和实行的。

记载迎春礼仪的古代文献头绪纷繁,而且涉及的年代相差甚远,这对判别迎春礼俗的产生造成一定的困难。在此,我们应该首先区别这些文献的性质,即政论性的构想还是历史性的记载。尽管前者对迎春礼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判别迎春礼的产生年代还是应该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因此我认为迎春礼的产生是在东汉。

关键词:迎春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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